這位被稱為“中國館之父”的院士原來系東莞人
  何鏡堂,男,漢族,無黨派人士,1938年4月出生,廣東東莞人。中國工程院院士,杰出建筑學家和教育家,當代中國建筑學科的領軍人物和公認的建筑大師,曾獲全國模范教師、全國先進工作者和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等榮譽以及首屆“梁思成建筑獎”。

  “中國館之父”何鏡堂

  ——華工第一位建筑碩士

  1938年4月2日,何鏡堂出生于廣東東莞一個普通家庭,家境雖然一般,但家風卻十分好,誠實、厚道、樂于助人這些千百年來樸素而深刻的道理在父母的影響下,早已根植在他的骨子里。這些品德對他后來的建筑生涯產生很深的影響。

  地處珠江三角洲的東莞,河涌密布、水波蕩漾,荔枝掛滿枝頭。年幼時,何鏡堂經常背著畫板跟著哥哥何成基到郊外寫生,他用手中的五彩畫筆畫下東莞水鄉的點點滴滴,這個愛好培養了他對藝術的興趣和感覺。

  平靜而快樂的生活一直持續到高中。高中三年,何鏡堂十分喜歡數理化,成績名列前茅,畫畫這個興趣并沒有時間的推移而消退,反而變得愈加濃烈起來。喜歡數理化,又喜歡畫畫,大學到底讀什么專業好呢?正當何鏡堂猶豫不決時,老師的一句話讓他茅塞頓開。“老師說建筑師是半個藝術家、半個科學家,正合我心意。”就這樣,何鏡堂內心的理想變得愈加清晰起來。1956年,何鏡堂考入華南理工大學(原華南工學院)建筑學系。

  1961年,成績優異的何鏡堂成為華工建筑學研究生,師從嶺南建筑一代宗師夏世昌,攻讀民用建筑專業。

  讀研究生時,何鏡堂勤奮的故事一度成為華工的“勵志傳說”。1964年,何鏡堂研究生畢業在即,為了準備好研究生畢業論文的資料,他去了一趟北京。到北京后,何鏡堂找到一本與自己論文十分切題的英文書籍。當時不像現在一樣,有便捷的復印設備,愛書心切的何鏡堂當即決定把整本書抄寫下來。在當時一個逼仄狹小的招待所里,何鏡堂憑借著一瓶墨水,一支鋼筆和一疊紙,坐在小板凳上,把床當作書桌,馬不停蹄、晝夜不分地將這本厚厚的英文書抄錄下來。細小的英文字,何鏡堂卻謄錄地工工整整。這個普通而又鮮活的故事為何鏡堂以后的成功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何鏡堂的研究生導師夏世昌很講究生活情趣,夏世昌強調因地制宜的建筑環境觀、經濟適用的建筑功能觀、創新節能的建筑技術觀,這給了何鏡堂很大啟發,對他的建筑觀影響至深。“我也很熱愛生活,只有熱愛生活的建筑師,才能建造出讓人樂于居住和滿意的房子。”何鏡堂說。

  何鏡堂的尺度感非常強,這也與導師的言傳身教有關。上世紀60年代,他和導師調研蘇州園林,沒有皮尺,就學怎么用腳步測量,如何控制比例。“現在他在園子里走一圈,拿個手量量,步子跺跺,就能畫出來,尺寸比例特別恰當。”既是華工師妹,又是建筑師的老伴李綺霞如此評價何鏡堂。他們1970年結婚,相濡以沫。

  何鏡堂與夫人李綺霞研究設計深圳科學館

  ——45歲前“一無所有”

  1965年,27歲的何鏡堂碩士畢業后被分配到湖北農村當了8個月農民,插秧割谷、挑糞砍柴,苦活重活樣樣干。勞動完躺在后山,望著青藍的天,“沒有了方向,不知道以后的人生要怎么過……”好在當時妻子生了第一個孩子,他算是找到了一個“支點”。

  1973年,何鏡堂被調到北京輕工業部設計院,主要設計廠房。業余,夫婦倆參加一些建筑繪畫、小型鐵路客站、農村住宅設計競賽,拿到些二三等獎已是莫大鼓勵。從27歲畢業到45歲,何鏡堂的民用建筑夢一直被壓在心頭,無處施展。“45歲前,我一無所有,沒有一個作品一個獎項一篇論文。”何鏡堂不甘心。

  改革開放后,國家提出“研究生歸隊”政策,他做了人生第一個重要決策——南下回“家”。

  1983年,受成立不久的華工建筑設計院之邀,45歲的何鏡堂全家四口從北京回到母校。“常說三十而立,我要五十而立了。”回首當時,何鏡堂說,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風順,不完美才是人生。

  何鏡堂清楚記得,自己是在1983年4月5日清明節那天回來的。原本學校答應給設計院安排4套住房,回來后才發現沒地方住。一家四口先是住招待所,一個月后終于安置進14平方米的筒子樓,一住就是兩年多。

  機會悄然到來。回校第三天,聽說深圳科學館要競標,只剩下三周時間,何鏡堂雀躍!他一刻也沒耽誤,騎自行車趕去五山街,找到正在街頭買安家用品的妻子,然后坐大巴到深圳考察地形,全心投入設計。兩人在招待所走廊通宵達旦地奮戰了20天。

  他們將設計母題鎖定為“八角形”,突破形體賦予個性,空間布置靈活多樣。當天傍晚,他們就被告知“方案中選”了。這個被深圳人稱為“八角樓”的科學館因造型獨特、技術先進,成為當時特區的地標建筑。

  何鏡堂回穗后的第一件作品一炮而響。該項目獲國家優秀設計二等獎,他同時在《建筑學報》發表了第一篇論文。

  此時,他給自己下了個死決定———“三到位”,做100個普通的設計,不如做一個精品,首先每個工程必須是精品;其次必須是優秀的設計,拿一個獎;再次必須總結提升,完成一篇學術論文并發表。“我所有工程都這樣去做,全是教學、研究與實踐相結合。”何鏡堂這一傳統延續至今,也成為華工設計院公認的“秘笈”。

  ——16年成為工程院院士

  與自己同輩的人都出名了,而自己到了45歲才有了第一個代表作品。何鏡堂要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

  憑借著這股拼勁,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何鏡堂積極參與及主持設計了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嶺南畫派紀念館、大都會廣場、中國市長大廈、華工逸夫科學館、鴉片戰爭海戰館等多項工程,幾乎每項都贏得國家級和部級獎勵。其中,西漢南越王博物館成為時代的杰作。

  1997年,何鏡堂被推舉為建筑學院首任院長。199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華工自己培養的第一位院士。2000年,何鏡堂獲中國建筑界最高獎———首屆梁思成建筑獎。從1983到2000年,何鏡堂實現了人生飛躍式的發展。“我又趕上來了,從一無所有,用了16年時間成長為院士。”

  成為院士,步入花甲之年的何鏡堂沒有停歇,他從零開始,再上征途。華工建筑設計院承接了全國各地的200多個大學校園規劃和設計作品,何鏡堂主持的校園設計就超過100個。團隊的建筑作品已基本覆蓋全國各省市區,獲省部級以上的項目設計獎項300項。

  1999年浙江大學在全國率先實行改革,為并校擴招在全國征集設計方案。何鏡堂帶領研究生從100多個方案中勝出,順利完成當年國內最大的校園規劃設計項目。這是何鏡堂“進軍”校園建筑的第一炮。

  此后,他完成了包括澳門大學橫琴校區、重慶理工大學虎溪校區、浙江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大學城校區、江南大學、重慶大學、中國礦業大學、上海大學等一大批大學規劃及設計,多個作品獲國家和教育部優秀設計獎,華工逸夫人文館還獲得國家優秀設計獎。

  何鏡堂被譽為“校園建筑設計掌門人”。他的校園設計特色鮮明:空間環境人文化、生態化;空間布局社會化、開放化;校園建筑組團化、網絡化。

  同時,2002年,何鏡堂創立了“兩觀(整體觀、可持續發展觀)”、“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時代性)”的建筑理論。通俗說,即一個建筑必須與當地的環境、文化、人文結合起來。“在山邊搞建筑,我就依山而建;在水邊搞建筑,我就依水而建,不是千篇一律。”在他看來,這是個“萬能方式”,如果建筑師真正理解和綜合運用,就能創作出有特色的建筑。

  何鏡堂與中國館

  ——紅色中國館

  在自己眾多建筑作品中,何鏡堂最喜歡的兩個,一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一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

  這兩個建筑設計,一個代表了中國的悲愴年代,一個表現了中國走向富強。

  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競標過程,何鏡堂依然記憶猶新。當時344個設計方案中,只有他一個院士牽頭做。有人勸他不要和年輕人競爭,他沒有這方面顧忌。“勝敗乃兵家常事,院士也可在競爭中獲得更大提高。”70歲的他反復改稿,親自陳述。對于給中國館穿“紅衣裳”的經歷,他記憶深刻。

  “中國館的紅色,歷時10個月才挑出來。其實它不是一種紅,是4種不同的紅,越往下越淺。當時美學專家提出,如此大面積的紅容易產生視覺色差。”為了達到最好的紅,從材料到紋理到色調,不同方位、不同明度、遠近觀看的不同效果,多次甄選,輪番比配,統一和諧的“紅衣服”終于穿好了。

  中國館

  “東方之冠”的橫空出世,成為何鏡堂的扛鼎之作,更向世界傳達了“中國特色,時代精神”。當然,中國館自設計方案出臺之日起就有爭議。何鏡堂選擇了將評判留給時間。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上,何鏡堂著力營造一個紀念性的場所精神。在外觀造型、內部空間設計、外部環境設計上都圍繞這一主題。歷史與現實,戰爭與和平,死亡與生機,殘酷與美好,在兩極之間轉換拉伸,建筑用它的分寸、簡練與斬截表達穿透人心的力量。此后,該擴建工程獲中國建筑工程魯班獎等眾多重要獎項。

  建筑設計大師孟建民認為,這個作品應是代表中國建筑師走向原創的一個重要標志。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紀念館之“蒼天有眼”


  ——人生80,依然在路上

  2018年何鏡堂80歲了,仍奔走于各個建筑設計機構與工地之間。今年他在全國各地飛行了100多次。

  何鏡堂先后培養碩士研究生75人,博士研究生80人。其中涌現出包括倪陽、冼劍雄、湯朝暉、王紹森等一大批在廣東乃至全國建筑界有影響力的中青年建筑師。

  在學生和同事眼里,何鏡堂是建筑超人,是“工作狂”。“他對建筑的熱情和付出,讓我們特別感佩。”博士生及助理陳思翰說。常有人問起何鏡堂80高齡依舊精神飽滿的“保養秘訣”,他總是笑稱“工作是我最大的秘訣,與年輕人在一起滿懷激情地投入工作讓我變得更年輕。”

  何鏡堂與改革開放同成長(視頻來源:網絡)

  何鏡堂待人溫厚謙和,尊重每個人,從不斷然否定學生的創意。他常鼓勵學生,不要怕輸,輸多了會贏。有時學生十幾個方案講完,他十多分鐘就提煉總結了,“我擅長綜合要點,提煉方向,這是我的能力。”

  學建筑先學做人,是他的十條金句之首。他反復說,建筑師必須尊重體諒人,取長補短,有團隊合作意識,群策群力才能做出精品。

  何鏡堂今年80多歲了,仍奔走于各建筑設計機構與工地之間,也是少數至今還活躍在一線的年長一輩建筑大師。

  在他看來,一個人的成長始終與國家共命運,與時代同呼吸。生于上世紀30年代,60年代成為華工第一位建筑學碩士,何鏡堂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變。他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獲建筑創作大獎最多的人。
編輯:林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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