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里尋“古”千百度,楊寶霖的“爭”與“舍”
  2019年盛夏時節,一如平常的莞城圖書館里,卻有股別樣的情愫在涌動,“東莞氏族源流”專題系列講座上,主講嘉賓楊寶霖卻將主題換成了“告別諸君”,讓現場觀眾頓生難舍之情。自此,退休后風雨無阻23年奉獻在文史講壇上的楊寶霖,以這種儀式告別了講壇。

  老莞城附近的人,時常會看到滿頭銀發、精神矍鑠的楊寶霖老師,手提資料,步履匆匆。一位退休的長者,23年,410場講座,背后的付出及數量之多令人感喟。然而,對于他這位名實相孚的文史學家而言,這僅是冰山一角。

  楊寶霖被許多老東莞昵稱為“東莞文史泰斗”、“東莞一寶”,他的“寶”不僅是自身滿腹經綸、著述等身、桃李滿園,還在于他那“爭”與“舍”的可貴品格,他敢于“爭”屬于東莞的文化瑰寶,勇于“爭”屬于東莞的精神財富;而他的“舍”,在于“澆灌桃李、不圖回報”,在于“躬耕文史、不問收獲”。

  尋訪、考證東莞古籍,

  百轉千回

  楊寶霖講東莞文史

  視頻提供莞城圖書館

  20世紀60年代,在東莞圖書館的古籍區域,人們經常看到一個年青的身影,那么神情專注,心無旁騖,在書堆里一呆就是一整天,他就是楊寶霖,在教學工作之余,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鉆進書海里。此時,他正在研讀一本《東莞縣志》,發現書中提到明初以前的史事,多引自《琴軒集》。而他將家傳的《聚德堂叢書》《琴軒集》翻遍了,也找不出原文,大惑不解。經多方考證、比對,才知陳伯陶著《東莞縣志》時,所引的《琴軒集》是康熙六十年的萬卷堂刻本,而不是家傳的《聚德堂叢書》。陳伯陶是在香港九龍隱居時編寫《東莞縣志》,以此推斷,萬卷堂刻本《琴軒集》必定藏于香港,于是楊寶霖求書之念自此而起,求之不得,寤寐思之。

  為尋訪萬卷堂《琴軒集》下落,楊寶霖幾乎搜盡相關文獻,試圖從中找到有關這本書的線索,但所得甚微,以為今生將與之無緣了。直到1988年,楊寶霖又讀到鄧又同所著《香港學海書樓藏書目錄》,發現這套康熙六十年的孤本赫然記錄在冊,不覺狂喜。又查,得知學海書樓藏書已經移交給香港大會堂圖書館。而這時,中港早已關卡重重,楊寶霖唯有望洋興嘆,嘆自己一介寒儒,如何能長住香港,將其全部抄錄而返呢?從此楊寶霖不斷托親友前往香港大會堂圖書館復印、抄錄,然而十年過去,也只得到十幾張復印的書頁。

  楊寶霖心心念念于此書,多年后,得知自己一位學生平時住在香港,為聽他的課每半月一次往返于莞港,楊寶霖驚喜不已,托他帶信當面交給香港一位友人,請他幫手前往大會堂復印《琴軒集》。并叮囑學生,自己尋找的這套書是康熙六十年的孤本,全世界就這最后一套了,而他現在正著手寫一本有關東莞歷史文化發展的書,非常需要這套書里的資料。學生看出老師之心切與虔誠,暗暗下決心要幫老師完成這個心愿。

  2000年初夏,當楊寶霖的學生帶著全套復印的萬卷堂《琴軒集》,來到他的“自力齋”藏書室,慎重地把復印本《琴軒集》交給老師時,楊寶霖驚喜過望,熱淚盈眶,他長嘆一聲:“真系老寶啊,我想了它幾十年啊!”接過書后,楊老師不敢馬上翻開細看,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好,轉身入書房取出一本自己的著作《自力齋文史農史論文選集》,在扉頁上題道:“他年鄴架翻緗縹,多少蕓編認指痕。”已年近古稀的楊寶霖這才笑逐顏開,津津樂道地講起《琴軒集》始末,講述這本書和數名東莞儒子的故事。

  無獨有偶,楊寶霖在收集、考證木魚書時也是百轉千回。木魚書《花箋記》《二荷花史》,這一研究領域的海內外學者公認為是廣東木魚書的佼佼者,此兩書本系東莞先賢所著,但由于保存不善,不知所蹤。東莞后學為尋找它的蹤跡,幾經周折,求親托友,遠涉重洋,方有所獲。為了考證這兩本原著系莞人所作,楊寶霖遍閱相關資料,從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和柳存仁的《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中得知,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英國博物院藏有此兩書的刻本,經牛津大學漢學家科大偉教授和他來自香港的博士生程寶美的熱心幫助,專程飛往巴黎搜尋,終于得到了早期刻本的微縮膠卷。經楊寶霖多方考證和潛心研究,認定此書早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前就已在東莞流傳,從評述者稱之為“古人”的口氣中斷定其成書于明代,又從書中大量使用東莞方言推知作者為東莞人,而《二荷花史》作者俗傳為東莞白市(今屬東莞望牛墩鎮)的麥璉則無證據,而乾隆年間的刻本,今存英國。

  考證‘中國引種

  番薯第一人’,踏訪墓地

  追源溯流——楊寶霖東莞氏族源流講座

  視頻提供莞城圖書館

  東莞虎門,鱗次櫛比的高樓與車水馬龍間,位于小捷山的陳氏家族墓地靜靜地躺臥著,墓地前面一片綠茵茵的番薯地,生機盎然,品種繁多,與周圍的繁華很不相稱,然而這就是我國種植番薯最早的地方,墓地主人之一的陳益則是我國引進番薯第一人。陳益家族墓作為我國第一塊番薯地的古代農業遺址,于2019年4月被評選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而翔實地論證“虎門陳益系中國引進番薯的第一人、虎門為中國種植番薯最早之地”的就是楊寶霖。

  20世紀70年代以前,文史學界采用的引進番薯第一人論斷有多個版本,有福建長樂人陳振龍版、云南引進紅薯版等。1973年,楊寶霖老師還在東莞中學當語文老師,教學之余,他喜歡致力于地方文獻研究。當時他在民國編的《東莞縣志》里發現,有一段文字引用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鳳岡陳氏族譜》,其中有文字記載,明萬歷十年(1582年)虎門人陳益從安南(今越南)引進番薯,當時楊寶霖看到有關文獻記載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引進番薯,而《鳳岡陳氏族譜》的記載虎門人陳益引進番薯比福建人陳振龍早了11年。我國引進番薯發生在明神宗萬歷年間,這是學界一致認可的觀點。那么到底誰是引進番薯第一人?這引起了熱愛文史研究工作的楊寶霖老師濃厚的興趣。

  做事嚴謹的楊寶霖,隨即找來完整的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鳳岡陳氏族譜》,經過細致查閱,發現其中有一段文字記錄陳益從安南歷險帶回番薯試種的經過。先種于家中的花塢,成功后在祖父陳志敬墓右置地三十五畝招佃植薯。從此播種天南,人無阻饑。并記載了陳益死后,葬在小捷山上的祖父陳志敬墓旁。楊寶霖知道虎門有一個小捷滘村,他認為小捷山就在虎門小捷滘,于是又來到虎門尋找。

  當時虎門小捷山荒野一片,荊棘遍地,根本看不到哪里有墳墓。加上天氣炎熱,楊寶霖和幫助引路的友人一起,找得汗流浹背,也不罷休,又用帶來的柴刀,砍開滿山的荊棘,終于找到墳墓。可山上墳墓不少,年月久了,碑文又模糊不清,有的連碑也沒有,一群人找了半天,終于找到一個有墓碑的墳墓。楊寶霖一看墓碑很高興,蹲在地上反復端詳,認定就是他要找的陳志敬墳墓,心里暗喜。不久,還兩上小捷,一拓陳志敬墓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香山黃佐所撰的墓表。二是拍攝陳墓地形地貌照片。

  回來后,楊寶霖又多方求證,反復查閱資料,終于寫成了論文《我國引進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種番薯的最早之地》,刊載于《農業考古》1982年第2期。文章通過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和田野考古資料,論證了虎門陳益引進番薯是明萬歷十年(1580年),比此前有關文獻記載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引進番薯還早了11年。該學術論文的發表,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楊寶霖老師的研究成果被業界普遍認可,也為東莞挖掘出了非常寶貴的文史財富。

  爭袁崇煥祖籍鄉貫,

  與金庸“江湖”論劍

  目睹威嚴聳立于石碣袁崇煥紀念園里的袁崇煥雕像,你會毫無疑問地認為民族英雄袁崇煥的祖籍就是東莞,但數十年前,此事也經過楊寶霖與各方斗智斗勇和唇槍舌劍,才獲得一致的公認。20世紀80年代,楊寶霖聽到些許風聲后,寢食不安,該事情的起因源于金庸先生小說《碧血劍》所附《袁崇煥評傳》中部分內容,楊寶霖看到后,覺得事關重大,況且金庸是大名人,作品受眾之廣,擔心以訛傳訛。

  為了考證袁崇煥的出生地是東莞,他一次次地跑北京查閱典籍、查證據,又單槍匹馬赴廣西,舌戰群儒,以周密的考證,無可辯駁的事實,應對廣西有備而來的文史工作者,令與會者口服心服。

  楊寶霖花了數年心血,撰寫了《袁崇煥雜考》(原載香港《明報月刊》1985年第一期),其中第二節《袁崇煥祖籍、鄉貫考》對袁崇煥的祖籍、鄉貫的翔實考證。除充分根據史料闡述論證外,還列舉出“甲、乙、丙、丁、戊”五條,分別從“袁崇煥自己說是東莞人;袁崇煥的同僚、下屬、好友認為袁崇煥是東莞人;袁崇煥部下多為東莞人;袁崇煥與東莞人的親密關系;東莞的袁崇煥遺跡。”等諸多方面翔實論證袁崇煥祖籍為東莞人。

  文章洋洋萬言,除論證袁崇煥祖籍、鄉貫,對其他與史實不相符的細節也給予列舉并辨釋。以致金庸也不得不佩服,當金庸接到楊寶霖的投稿時,立即把他的文章放在1985年第一期《明報月刊》的頭條位置,并按語回應說:“楊寶霖先生的考據信而有征,博學鴻儒,非淺涉史籍之小說作者所及。上述意見,將在《碧血劍》下次修訂時加入。對楊先生的指教十分感謝。”兩位可愛的大家,這場“江湖”論劍,也不失為一段佳話!

 

  在文史界馳騁古今的楊寶霖,生活中卻憨態可掬,除了文史典籍,什么都可以忘、可以舍。家人說他業余時間都泡在古書籍里,埋頭鉆研,工資收入大部分都用來買書,因此不免挨妻、母嗔怪。他也不惱,還賦詩自嘲:

  搜遺輯軼幾經年,矮屋蓬窗作鄭箋。

  屬稿豈因貧病輟,買書常被母妻嫌。

  翻殘典籍三更雨,負盡鶯花二月天。

  尺帙摩挲聊自慰,窮經應愧昔人賢。

  自嘲一番,仍癡心不改。退休后,楊寶霖更是心無旁騖,因購書過量,無所藏放,便贈與圖書館,再買,再贈。他贈與莞城圖書館的各種典籍、圖書就達兩萬多冊,后來莞城圖書館將這些珍貴的典籍設立了“自力齋”藏書區。

  如今,因身體及時間原因,不得不“告別諸君”的楊寶霖,并沒有停歇下來,耄耋之年的他,仍潛沉于黃卷青燈,夜以繼日,甚至靠吸著氧氣工作,想完成未遂的夙愿,將手頭幾部“半成品”編撰完成。家人心生疼惜,卻也無法阻止。

  這些令他如癡如醉的“半成品”:《東莞古籍經見錄》《東莞氏族源流》《東莞歷代詩詞續編》《全芳備祖詳校》,談及這些老寶,楊寶霖眼里發光,他說,收集、整理、考證這些書稿,有的花了數年,有的數十年,尤其是《全芳備祖詳校》,這是宋代植物類書,是世界最早的植物學辭典,是未開發的“寶山”。如果我沒完成,就會終負有愧于前賢,無助于后俊之憾。







  楊寶霖一生傾心教育、傾情文史,已然碩果累累、著述等身,即便如此,但談起做學問,談起其他大家時,他淡然道:“他們是大海,而我,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編輯:林偉杰
手机千炮捕鱼下分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