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奇:一個報人在看不見的戰線

1942年,化妝成小學教師的20歲年輕人,以一張漢奸報紙《南華日報》做掩護,內裹一份游擊隊的《前進報》,只身經過日偽崗哨,前往香港親友處籌措辦報經費;
1943年,還是他,把《前進報》編輯室搬入敵偽據點所在的東莞厚街鎮,跟偽軍營房兩巷相鄰,只隔一堵高墻,三個月中與敵人“潑水吵鬧之聲可聞”而毫發無傷;
1949年10月14日晚上,人民解放軍前鋒已抵廣州市郊,又是他,27歲的香港《華商報》代總編輯,將一篇《暫別了,親愛的讀者!》終刊詞發下排字房,再安排報社同仁翌晨分散吃了早餐,神不知鬼不覺,陸續經惠州坐船,趕往廣州參加《南方日報》的創辦工作;
……凡此種種,正應了他的單名,奇!

楊奇不奇
真正面對這位87歲高齡的著名報人———楊奇,聽他談話、見他行事,卻又讓人頓時將奇絕之感拋到九霄云外。聊起那些跌宕起伏的生平事,老人家只是淺淺笑著,用最樸素的語言回答,還不時提醒“不要有溢美之詞”、“平實一點好”。
楊奇無疑是最令新聞記者“心動”的訪談對象:“有料”之人,而且言必有據。他的回憶,時間準確到年月日的,地點準確到街巷門牌;遇到復雜事件,甚至會用小楷字一絲不茍地親自將始末寫出,并附上可供佐證的往來信件!可是,他又是最令后輩記者“敬畏”的采訪對象:一生主持過七份報紙的“老行尊”,什么樣的采訪不曾見識!
楊奇說,他如今生活得“無憂無慮”———雖然心臟安起搏器已經22年,雖然三年前曾患腸癌開刀,可每日里還是吃得香睡得熟,讀書看報,目明腦健。
醫生夸:老人家真是高度樂觀!而記者目光所及,奇公手中那個普通的白瓷茶杯上,“淡泊”二字格外分明。
 護送民主人士北上參加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
晝當報紙佬夜干“兼職”
特工眼底偷走“大老板”

羊城晚報:楊老,我們最近一次在報紙上見到您的文字,是上個月19日《羊城晚報》登出您的一封信,寫給目前正在拍攝的電視劇《建國大業》的編劇王興東先生,厘清當年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參加新中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部分細節。您是這一事件的親歷者,能否給我們談談當年的情況?
楊奇:我是看3月17日的晚報娛樂版,發現《編劇王興東揭秘〈建國大業〉劇情》一文提到“李濟深與郭沫若同船北上”等細節,與史實不符,才寫這封信的。1949年9月召開的新中國第一次政協全體會議,以完成建國的法律程序而載入史冊,參加會議的代表一共634人,其中從香港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就有110人之多!周恩來親自策劃、指揮了在香港進行的這一秘密護送的“系統工程”。他最初是打算讓民主人士坐飛機去英國,再轉蘇聯,然后到哈爾濱。但英國托辭不允,因為他們與國民黨政府有正式外交關系。當時正是國共戰爭時期,陸路又不通,所以只能從香港走海上通道,分批安排護送民主人士北上東北解放區,時間持續了一年左右。

羊城晚報:您當時是以什么身份參加這次行動的?
楊奇:當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了一個五人領導小組(潘漢年、夏衍、連貫、許滌新、饒彰風),又組織了一個班子負責護送上船等具體工作,其中有專職的,也有兼職的。我當時是香港《華商報》的代總編輯,又是中共香港工委的人員,兼職參與其中,對護送過程比較了解。

羊城晚報:那報館的人知道這事嗎?
楊奇:不知道,這不能同《華商報》的工作混同。所以我有任務時,一離開報社,就先回家換一套衫。那套衫要同平時不一樣,要穿得比較靚,外面還披上一件英國“燕子牌”干濕褸。那是忍痛買的,120塊錢,我那時候一個月薪水才180元啊。換好衣服,看門口沒有人盯梢、跟蹤,我才坐的士出門。我扮成一個“小開”,因為準備北上的民主黨派名流有的扮成老板,我當跟班就是“小開”了。就這樣,離開報社就充作“小老板”,明天上班又是“報紙佬”了。

羊城晚報:您全程參與的就是安排護送李濟深他們那一批人走,對嗎?
楊奇:對的,那是很富有戲劇性的一次。自從李濟深先生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之后,港英當局政治部的特工就在李家對門租了一層樓,監視他的一舉一動,要在特工眼皮底下安排他北上談何容易啊。“五人小組”經過周密部署,決定在1948年圣誕節次日的夜間安排他們上船,12月27日凌晨駛離香港。12月23日,饒彰風向我下達了任務。

經過一番安排,我先是到跑馬地一位朋友家,把李濟深的兩只皮箱拿走,作為自己的行李,到灣仔海旁的六國飯店租了一個小房間住下。26日晚7時,李濟深的寓所像往常一樣宴客,李先生家居打扮,小夾襖則掛在墻角的衣架上。這一切,對面的特工在望遠鏡里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晚宴開始后不久,李濟深離席去洗手間,隨即悄悄出了家門,一部小房車剛好依時來到,把李濟深接到堅尼地道《華商報》董事長鄧文釗寓所,何香凝老人等都在那里等候送行。

我在鄧宅待到9時,便先行告辭回到六國飯店。看到岸邊和海面平靜如常,就通知服務臺結賬退房,由侍應生將兩個皮箱搬到我雇用的小汽船上。然后我打電話到鄧文釗家,按約定暗語通知饒彰風:“貨物已經照單買齊了”。于是饒借用了鄧家的兩輛轎車,將李濟深等五位“大老板”送到六國飯店對面停泊小汽船的岸邊,我陪著他們乘小汽船朝泊在維多利亞港內的“阿爾丹”號貨船駛去,一直到李濟深等人上了貨船,安排他們住進船長臥室,我才與他們握手告別。

三天之后,《華商報》披露一則消息:《李濟深等離港北上參加政協》。消息字數很少,卻是爆炸性的。
將進步《華商報》從香港“走私”到內地

“殷勤”郵寄國民黨軍官
“好意”勸君閉門讀禁報
羊城晚報:您現在說來好像輕描淡寫,但是當時又喬裝打扮、又要保證民主人士的安全、又要躲特工盯梢,您從事這些地下活動時怕不怕?

楊奇:不是太害怕。如果在國民黨統治區呢,更危險一些。在香港,多種勢力并存,雖然有危險,但我在香港生活時間比較長,知道怎么避開風險,比如出入都坐的士、在車里不時回頭觀察等。
羊城晚報:其實您1941年在香港入黨的時候,就已經是處于這樣一種環境下了吧?
楊奇:是啊,今天說來,好像還在目前。1941年3月12日,我和介紹人、監誓人一道,坐在電車路的威靈頓茶餐廳的廂座里舉行入黨儀式。監誓人剛一說到“限于香港的條件,我們不可能掛黨旗,但你心中要有斧頭鐮刀……”,侍者就端著咖啡牛奶走過來了,他只好馬上換話題:“近日打算到哪里去玩?……”等到侍者走了,才又繼續引導我握拳宣誓的。

羊城晚報:那您在《華商報》的工作遇到過什么困難嗎?
楊奇:那時候黨中央從延安撤出,新華社設在邯鄲的電臺聲音好微弱、香港聽不清楚,半個中國都聾了啞了,聽不到共產黨的聲音,《華商報》就是要起這個發聲的作用。

羊城晚報:那么,如何讓內地民眾看到進步的《華商報》呢?
楊奇:國民黨禁止《華商報》在廣州發售,我們只好積極想其他辦法。香港有進步工會的鐵路工人,答應每次帶一卷報紙去廣州,最多兩卷,一卷大概50份。火車工作人員沒人檢查,把報紙帶上車后,走到廣州石牌(那時候還是郊區),就扔到指定的地點,中山大學的地下黨員已在那里等候,撿回來分發給地下學聯。

第二個辦法,就是找十多個字跡不同的人寫信封。我買各種各樣的信封,紅色黃色,中式西式,豎排橫排的都有。每個人按名單來寫,你寫這十個人我寫那十個人;今天你寫這些地址,明天又換成那些地址;然后,當郵政信件而不是印刷品寄。寄給誰呢?國民黨的各級長官,寫他“親收”。我想就算他的秘書拆了,不給長官看,秘書看了也起作用。不敢傳給別人看嘛,他自己都會閉門讀“禁書”。后來果然證明,有人來找《華商報》商談起義之事,就是通過這個途徑了解解放軍的進展。

這兩個辦法是我想出來的,還有其他辦法就不是我發明的了,比如托水客帶回廣州,賣給鴉片煙館出租給人看,很是奇貨可居呢!
羊城晚報:您現在說來好像輕描淡寫,但是當時又喬裝打扮、又要保證民主人士的安全、又要躲特工盯梢,您從事這些地下活動時怕不怕?
楊奇:不是太害怕。如果在國民黨統治區呢,更危險一些。在香港,多種勢力并存,雖然有危險,但我在香港生活時間比較長,知道怎么避開風險,比如出入都坐的士、在車里不時回頭觀察等。
羊城晚報:其實您1941年在香港入黨的時候,就已經是處于這樣一種環境下了吧?

楊奇:是啊,今天說來,好像還在目前。1941年3月12日,我和介紹人、監誓人一道,坐在電車路的威靈頓茶餐廳的廂座里舉行入黨儀式。監誓人剛一說到“限于香港的條件,我們不可能掛黨旗,但你心中要有斧頭鐮刀……”,侍者就端著咖啡牛奶走過來了,他只好馬上換話題:“近日打算到哪里去玩?……”等到侍者走了,才又繼續引導我握拳宣誓的。
羊城晚報:那您在《華商報》的工作遇到過什么困難嗎?
楊奇:那時候黨中央從延安撤出,新華社設在邯鄲的電臺聲音好微弱、香港聽不清楚,半個中國都聾了啞了,聽不到共產黨的聲音,《華商報》就是要起這個發聲的作用。

羊城晚報:那么,如何讓內地民眾看到進步的《華商報》呢?
楊奇:國民黨禁止《華商報》在廣州發售,我們只好積極想其他辦法。香港有進步工會的鐵路工人,答應每次帶一卷報紙去廣州,最多兩卷,一卷大概50份。火車工作人員沒人檢查,把報紙帶上車后,走到廣州石牌(那時候還是郊區),就扔到指定的地點,中山大學的地下黨員已在那里等候,撿回來分發給地下學聯。

第二個辦法,就是找十多個字跡不同的人寫信封。我買各種各樣的信封,紅色黃色,中式西式,豎排橫排的都有。每個人按名單來寫,你寫這十個人我寫那十個人;今天你寫這些地址,明天又換成那些地址;然后,當郵政信件而不是印刷品寄。寄給誰呢?國民黨的各級長官,寫他“親收”。我想就算他的秘書拆了,不給長官看,秘書看了也起作用。不敢傳給別人看嘛,他自己都會閉門讀“禁書”。后來果然證明,有人來找《華商報》商談起義之事,就是通過這個途徑了解解放軍的進展。
這兩個辦法是我想出來的,還有其他辦法就不是我發明的了,比如托水客帶回廣州,賣給鴉片煙館出租給人看,很是奇貨可居呢!
楊奇精思

“文人辦報”是一個優良傳統
自知“十分渺小”不寫回憶錄
文人辦報,就是一些憂國愛民的文化人,利用報紙來發表意見,以推動社會進步。在我國,1874年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的王韜可說是其鼻祖,《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更是“文人辦報”和“文人論政”的典范。后來,我有幸在夏衍領導下工作過,也深知他是贊同“文人辦報”的,這是一個優良傳統。在將來,我認為有一天“文人辦報”和“黨委辦報”會并行存在。

“文人辦報”并不只是共產黨以外的文化人,而是包括黨內和黨外的。“文人辦報”也不等同于“書生辦報”,不是說由那些不懂經營、不知柴米油鹽的書生來辦報,而是指具有社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辦報。
自知“十分渺小”不寫回憶錄
我打不打算寫回憶錄或者自傳?不寫,不寫。我一生辦報,既有若干成就,但也有好多錯失。個人是十分渺小的,我在珠江邊長大,像珠江邊一粒砂石,丟到江里只能激起幾圈波紋而已,一下子就恢復平靜了。

楊奇妙言
現在辦報就好像“現代化加信息化”的軍隊作戰一樣,而我已經是“小米加步槍”時代的退役老兵了,就像一只在粵港兩地飛來飛去的雁鳥,充其量只是留下一些爪痕而已。
從讀新聞學院那時起,我就養成了“人家睡覺我讀書”的習慣,艱苦自學,一直保持。
當時,我真想向韜奮先生發誓:“我一定要在新聞工作崗位上干到老、干到死!”但由于內心激動,還是沒說出口。

人物檔案
楊奇
生于1922年,廣東中山人。著名報人。抗日戰爭勝利后赴香港創辦《正報》。1947年初協助喬冠華創辦新華社香港分社,后任《華商報》董事經理、代總編輯。1949年10月,參與籌辦《南方日報》,任《南方日報》副社長,曾兼總編輯。1957年與報人黃文俞、李銳等一起創辦《羊城晚報》,長期擔任總編輯。“文革”后曾任廣東省出版局局長,1978年出任中央駐香港代表機構———香港新華社宣傳部部長、秘書長,后任香港《大公報》社長。2007年8月,獲中央駐港聯絡辦頒發“特別榮譽紀念證章”。出版有《香港概論(上下卷)》、《香港智力階級》、《驚天壯舉》等著作。

編輯:涂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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